2025年9月，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沉潜二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钱塘两岸》第一卷正式与读者见面。这部已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的重点作品，起笔于1937年淞沪会战，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、迈入社会主义新时期，从陈、林、钟、谢四个家族的命运抉择切入，铺展出战争岁月里钱塘江两岸的众生相。

这部作品不仅填补了浙江抗战文学的一块空白，更用“桥的命运”隐喻“民族的命运”，让历史叙事有了全新的表达方式。

柳建伟说，《钱塘两岸》是他“极端重要”的作品。它承载着他四十年前就立下的宏愿：写一部能与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对话的中国式史诗。如今首卷问世，既意味着他的创作事业跨入了新的高点，也让人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正从这里出发，向更高的文学峰峦再次发起冲击。

柳建伟的写作之路，可以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同行。

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他二十岁出头。在文学的启蒙阶段，他偶然读了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和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，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：原来文学可以如此宽广，可以写一个时代、一个民族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：要写一部长度超过百万字、出场人物超过一百人、足以呈现历史风云的中国式史诗。

作者：柳建伟

他发现了一个过去没被充分展现的事实：浙江在抗战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位置。这里是抗战前线，也是民族工业内迁的起点，是文化精英西迁的驿站，更是一个被战争改变轨迹的特殊省份。这一发现，直接成为《钱塘两岸》的起点。

《钱塘两岸》第一卷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、公路两用桥——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与炸毁为核心线索，谱写了一部桥与人的命运交响曲。这座由茅以升先生主持建造的大桥，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物，更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象征，是民族自强不息的物质见证。它的命运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一座桥，反复建起，又反复被迫炸毁。它的命运，正是现代中国那段风雨岁月的缩影。柳建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：桥的命运，就是人的命运；桥的兴衰，也映照着国家的曲折前行。

因此，桥与人命运的起伏共振，成为小说的叙事主轴。

通过陈剑峰与大桥的生命联结，柳建伟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关于牺牲与重生的现代寓言。在这个寓言中，炸桥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更长久的保存；暂时的断裂，是为了更永恒的连接。这种辩证思维，体现了柳建伟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。

写历史小说有个常见问题：真实人物出场容易“脸谱化”。柳建伟选择了另一条路：真正的历史人物全部退场，只出现在背景或角色的对话中，小说前台则完全交给虚构人物。这种叙事策略看似回避历史，实则是对历史更深层次的切入，其背后是柳建伟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。

柳建伟引用巴尔扎克的名言“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，并在此基础上阐明自己的创作理念：《钱塘两岸》的核心不是复述正史，而是写一部钱塘两岸十几年的“秘史”——即“作家基于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，基于自己的独立思想虚构、创作出来的，是打着作家个人鲜明印记的种群的心灵史”。文学不是历史的附庸，而是历史的补充乃至深化；文学要书写的不是历史的事实，而是历史的真相。

在作家看来，小说的史诗性不在于是否有真实历史人物出场，而在于“能否文学性极高地描画出一个地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”。因此，他在《钱塘两岸》中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虚构的艺术世界。真实的是时代氛围、地理环境、历史事件；虚构的是人物命运、情感纠葛、生活细节。

与许多战争小说不同，《钱塘两岸》有意识地聚焦于普通人的命运，通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折射大时代的波澜壮阔。柳建伟明确表示，他希望写的是“风”，而非“雅”或“颂”。这一选择体现了他的文学史眼光：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往往不是为权力唱赞歌，而是为生命唱挽歌、为普通人立传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柳建伟拒绝了对反面人物的“标签化”处理，而是力求展现历史的复杂性。他通过陈家、林家、钟家、谢家四个家族的命运交织，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。

陈家的军人传统、林家的商业背景、钟家的知识分子气质、谢家的农耕根基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民国社会图景。

谢若水这位母亲，不仅在战乱中艰难维系家族的存续，更以其坚韧、智慧和勇气，培养孩子长成国之栋梁。这一形象的设计，折射出柳建伟对中国家庭结构和女性角色的深刻理解，也体现了他对历史动力的新思考——历史的推进不仅依靠战场上的英雄，也依赖家庭中的母亲。

从《北方城郭》到《突出重围》再到《英雄时代》，柳建伟的“时代三部曲”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，分别对乡土中国、军事变革和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入书写。而《钱塘两岸》让他的现实主义写作迈向了新的高度，在题材、结构和风格上都有新的突破。

虽然《钱塘两岸》是历史小说，但它一直与现实保持对话。柳建伟认为，“时代的蓬勃向上，永远能支撑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”，但前提是“作家要双脚踩在生活的大地，‘用直面现实的方法，好好看清这个时代的主潮’”。

柳建伟通过《钱塘两岸》与当代读者讨论了一个永恒命题：在时代巨变中，个人应当如何抉择？是随波逐流，还是坚守理想？是明哲保身，还是勇于担当？

通过陈剑峰从热恋中的年轻军官到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转变过程，柳建伟展现了一代中国人在战争淬炼下的精神成长。这一成长过程不仅是个人的，也是民族的；不仅是历史的，也是现实的。在当代社会价值多元、信仰缺失的背景下，陈剑峰的精神历程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。它告诉我们，信仰不是外在的灌输，而是内心的觉醒；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。

《钱塘两岸》全书计划创作出版四卷本，一百万字左右，目前出版的仅为第一卷。后续三卷将继续书写1937年至1955年这一波澜壮阔的时期，完整呈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进程。据柳建伟透露，“如果写得快，明年这个时候就能与读者见面；如果写得稍微慢一点，后年差不多能看到了”。从他的创作安排中，也能看出他对这部作品的充分准备和坚定信心。

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和文学成就，让人想起柳建伟在谈及文学与影视关系时的观点：“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，文学的基础性地位不容置疑”。在视觉文化日益强势的今天，柳建伟坚持以文学为本，以小说为载体，探索历史与人性，这种文学坚守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文学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《钱塘两岸》的问世，不仅标志着柳建伟个人创作的新高峰，也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可能——在吸收世界文学精华的同时，扎根中国历史经验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史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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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钱塘两岸》

柳建伟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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